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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世紀到18世紀的犯罪型態改變：
(一) 源起及理論背景
    1. 由哲學家和法律學家提出酷刑的抗議，公開處決暴露它的專橫暴虐報復心及用懲罰取樂，受刑者的

狀態顯示它的無恥，為國王暴力(習慣於看血流)與民眾暴力(血債血還)提供舞台。雙方皆超出正當行使權力的

範圍，暴政V.S.叛亂是雙重危險。
    2. "排除酷刑的懲罰"，因為在罪犯身上亦有人性，將人性與野蠻對立獨立開來，是懲罰權力的合法性

界限。人的尺度並非衡量萬物，而是衡量權力。

(二)過程及方法
    1.尺度與人道，兩者該如何結合在統一的戰略中？"懲罰必須以人道作為尺度"。含糊的仁慈：作者認

為在轉變過程中，犯罪的型式改變了(如：人身侵犯→財產侵犯、偷竊詐騙→凶殺鬥毆、貧困階級的偶爾過失→

熟練的犯罪、苦難的人在飢寒下的季節性罪犯→社會邊緣的詭計犯罪)，犯罪集團→小團體的自由犯罪，不流血

。
    先放寬法律才減低犯罪 或 犯罪減低後法律才放寬？ 作者認為：是十八世紀經濟生活品質的提升、人

口脹膨後才隨之而來的安全需求，使得需求是來自自我(內發)而非來自君權(外來)。

(三)底層非法活動
    在保障每個人的生命權後，正常的高高在上的法律迫使犯罪進入社會的底層。刑罰也需調整：在反對君主

權力鬥爭與社會底層的地下權力鬥爭之中，取得平衡點。不能將非法活動完全根除，因為他們的底層性連結著

廣大的社會利益。
    但司法改革的重點此時置於壓制民間非法活動。因非法活動太頻繁發生使得改革成為制度和慣例，因此這

個立法的制度化過程，非法活動成為必要的存在，需有區別地、盡可能廣大地管理。
    新的應對戰略使罪犯在司法上是矛盾物：他破壞契約，亦參與契約。懲罰需更小心地處理程度上及合理使

用的問題。懲罰權轉為保衛社會的功能。
   保衛社會，另一方面即是"防止罪行重演"，懲罰之程度應正好足以防止罪行重演，而非一種展示性的警告。

此一恰當比例使懲戒成為表示障礙的符號，使大眾皆能接收到此符號，藉此縮小非法範圍。犯罪觀念和懲罰觀

念必須建立牢固的聯繫。

(四)懲罰的適度原則及符號
    刑罰由人創造出來的，故人應該是人道的，他們的產物─刑罰也應當是人道的。對待一個罪犯的人道性才

能使權力的行使合理化。
    1.最少原則：避免刑罰的願望稍強於冒險犯罪的願望
    2.充分想像原則：刑罰的核心為痛苦的觀念，而非實際感覺。
    3.單方面效果原則：刑罰應對沒有犯罪的人造成最強烈的效果，對罪犯肉體最不殘酷的手段。
    4.絕對確定原則：規定罪行和刑罰的法律應該是絕對明確的，是為社會契約。
    5.共同真理原則：共通的證據為依據(科學證明/明確的感覺/常識)，法律不再是代表真理。
    6.詳盡規定原則：依據罪犯的情況做出不同判決，個案化。但又要明確地分類(如環境/意圖/狀態)